战地摄影师的VR影展：15个人同时进入3000平方英尺的“战场”

似有若无1

是的，在这个时代依然有很多战地记者。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索马里和其他很多地方。Karim Ben Khelifa是其中之一。他拍摄战争、战争中的人。试图通过这些拍摄和采访，告诉那些远离这些战火纷飞土地的人们：战争依然对人类造成巨大的影响。
这个名为“The Enemy”影像展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展出，事实上，把它称为“影展”是非常不贴切的。“The Enemy”更应该被称为一个沉浸式体验。就像获得奥斯卡特别奖的导演伊纳里图（Alejandro González Iárritu）、其创作的VR装置作品《Carne y Arena》（肉与沙）更应该被当作一个沉浸体验而不是所谓的VR电影。
大空间体验，聆听肖像们的虚拟替身亲身讲述他们的故事。

“The Enemy”在MIT的3000平方英呎的博物馆里。一次可同时进入15位观众在虚拟世界自由漫游。他们佩戴Oculus Rift的VR头显和背包电脑。他们进入展厅，看到画廊的木地板像棋盘一样齐整，如果抬起头，甚至会看到天窗外的蓝天和飘渺的云。Ben Khelifa拍摄的巨大的黑白照片挂在画廊的墙壁上，除了狼藉不堪的战场和废墟，还有很多肖像——战争中的士兵。这似乎跟传统的影展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体验者的身后响起了脚步声，回转身会看到，两个肖像中的士兵正在走进展厅——他们是肖像中人物的虚拟替身。他们直接向每一个观众走过来，直到与你面对面，眼睛看着你的眼睛。
他们开口说话。他们回答画外音的问题：你的敌人是谁？你曾遭受哪些恐怖袭击？是什么让你的敌人如此暴力？这些数字形象是如此清晰逼真，不仅具有真实的声音、表情和动作，观众甚至能看到他们下颌的胡茬和手臂、身体上的纹身。

通过眼部跟踪，他们会一直与观众“目光相交”，让人产生像Ben Khelifa一样身处采访现场，直接面对被采访对象的体验。并且随着他们的描述，观众会经历他们所说的过程。制作团队还通过观众在交互中不同的反应，来决定三段内容不同的体验顺序。
这就是Ben Khelifa想要实现的效果：当两个人的目光彼此直视对方的时候，就会建立一种联系。不管你是否主动地去需求这种联系。
战地记者，除了相机，还有微软的Kinect。

事实上，传统新闻拍摄，一直都在强调Ben Khelifa所说的这种“目光连接”。于是我们在头版照片、在杂志封面、在画廊，在所有强调报道摄影的版面上，会看到大量的人像摄影。摄影记者们一直在遵循人类最基础的“情感共鸣”达成方式：看着一张面孔，目光直视。

Alan Kurdi是一名叙利亚籍库尔德族三岁儿童。他和他的家人在欧洲难民危机中试图偷渡去往欧洲。但不幸在2015年9月2日在横渡地中海时溺亡。他的遗体照片由土耳其记者尼鲁佛·迪米尔拍摄，并迅速在全球蔓延，成为全球新闻的头条。
然而，Ben Khelifa担心传统的照片已经失去了它们以往所具备的这种影像的力量。他以2015年在土耳其被冲上岸的三岁的小难民Alan Kurdi那张著名的照片为例，他说，世界上每个人看到这张照片都应该对此作出反应，然而事实却是，虽然这张照片令无数人悲痛，却并没有让任何国家开始解决叙利亚难民问题。
这说明，“我们与自己未曾亲身经历的照片并没有情感关联。”
这位真正的战地摄影记者，不仅开始挑战传统新闻摄影之于现代传播的认知，而且还找到了另一种技术并做出了尝试。

Ben Khelifa认为通过虚拟现实的再创建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感受战争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于是他去了以色列和加沙，在那里他采访那些愿意被拍摄的士兵。只不过这一次，除了用相机拍摄，Ben Khelifa开始用微软的Kinect扫描采访对象，从更多的角度拍摄他们。
Ben Khelifa作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的经历，帮助他得到了采访对象的承认和配合。“这些战士明白，我也经历了很多的战斗——只不过我的武器不是枪，是我的相机。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战争。”
2015年4月的纽约翠贝卡电影节上，Ben Khelifa展示了部分“The Enemy”的demo，那时候只有两个士兵的内容。他说：“现场的观众为这些虚拟士兵的逼真感着迷，但是这些早期的数字形象却不能走动，不能转身，也无法与用户互动。”
由此Ben Khelifa意识到，（在虚拟世界中）观众应该更少去想这些虚拟形象是否逼真，而是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听听他在讲的事情。
麻省理工学院和法国团队让这一切变成了“现实”

最终帮助Ben Khelifa把想法变成现实的是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媒体和人工智能教授Fox Harrell，以及法国合作伙伴Camera Lucida，法国电视新闻和Emissive，他们把Ben Khelifa采访到的士兵以及他们的故事、和观众一起带入了这个虚拟影展。
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馆长John Durant认为：“The Enemy”把博物馆从技术上和政治上都带入了一个未经考验的领域。“这非常有吸引力，因为我们很多人在谈论技术对解决某些社会和政治问题究竟有没有帮助时，总是说的比做到的更多。”
如果VR真是一个新媒介，那么它就应该展示出超越传统媒体的优势。

VR可能会成为一种新媒介。从2015年这次虚拟现实炒作开始，各种试图证明这一“新媒介”优于传统媒介的尝试便层出不穷。2015年底，“纽约时报”发布了第一部360度纪录片（“流离失所”）。观众佩戴随刊赠送的谷歌眼镜盒子，可以看到360度的视频，但这依然是一种属于传统新闻报道的被动观看。甚至今年，扎克伯格可以“派”自己的虚拟替身“去往”受灾的波多黎各“慰问”灾区（之后遭受了几乎所有主流媒体抨击）。但这一切都不能帮助我们置身事件现场。
现在，游戏玩家可以在HTC Vive，PlayStation VR和Oculus Rift等平台上体验更加沉浸的VR游戏和电影。随着大空间线下体验的流行，讲究更大空间更多人戴上VR头盔、背上背包电脑、拿着模拟器，甚至有风和温度配合的更沉浸式体验。可以让15位观众同时进入的“The Enemy”展厅，同样使用背包电脑，可以自由漫步，但比起The Viod的8人打僵尸游戏要更凸显VR新媒介的优势。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奥斯卡会表彰伊纳里图的“肉与沙”而不是给迪士尼的“星战体验”发个小金人。

在“The Enemy”中，所谓建立VR叙事的想法被认为是错误的。事实上，如果提到这件作品的局限性，那就是拒绝观众对每一个被采访者及其他们的故事做出评判。观众只能对自己沉浸其中的所有故事做出现场反应。而这或许正是VR优于现有媒体的所在——仅仅提供现场不提供“故事”。
当虚假新闻和谣言“劫持”了Google，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引发用户愤慨，美国国会开始发起听证。我们是不是开始意识到：与传统媒体相比，所谓更开放更实时更互动的互联网媒体其实离真相更远？事实其实是，信息本身没有真假，是来更多信息搭建起的逻辑来帮助我们判断真假。而虚拟现实因为打破了我们对于时空的固有逻辑，能够从更多维度提供信息，从而使得我们对于同一事件的感知更为丰富。
当然，这一切都始终建立在像Ben Khelifa这样的记录者，在不同时代利用先进技术、对真实和客观事实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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