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改写世界史

　　原标题：战“疫”改写世界史

　　众所周知，18世纪中叶的英国，发生了后来称之为“工业革命”的工业生产快速增长，而人口增长与此的关系，在史学界尤其是英国史学界，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根据目前对鼠疫、疟疾和其他传染病从英国农村消失的了解，以及英国在控制天花上的努力，可见它与法国不同的新疫病模式，获得了作为18世纪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的地位。大英帝国的兴起和1763年后法国从海外的暂时撤退，肯定称得上是美洲、非洲、亚洲以及欧洲历史的关键转折点。

　　遭遇疫病的世界

　　尽管在18世纪时，科学医学的重大突破尚未到来，但以下的说法似乎并不荒唐：传染病重要性的降低（有医学进步的成分，但主要由于人们完全意识不到的生态调整），构建了“启蒙运动”的哲学和社会认识普及化的基本背景。意外死亡在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中仍是真实并且具有可能的世界中，那种认为宇宙是一部规律运动的，可以了解甚至可以预见的巨大机器的想法，似乎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解释世人眼前的现实。

　　毕竟传染病的造访没有规律也不可预见，却从不会被患者视为无关紧要。因此，在17世纪天文学和数学的成果为世俗化的世界观奠定基础之前，还得首先让传染病放松它对人类身体乃至灵魂的控制。鼠疫和疟疾的退出和人们对天花的控制，为18世纪精英圈里颇为时髦的自然神论的传播，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社会背景。

　　在这样的世界里，致命的传染病突然袭击一个成年人的情况很少见，故而不再那么需要信仰神意以求解释这类死亡。同时，正像在其他方面的进化情形一样，新出现的机械主义世界观支持探索更有效的医疗方法，并使医学界在经验性地尝试新的医疗方法上日益趋向系统化。由此，真正的进步出现了：那种认为人类的智力和技巧不仅在机械方面，也能在健康方面改善生活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合理了。

　　可见，欧洲不断变化的疫病经历，似乎同其文化与政治史各阶段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在1494~1648年，旧文化传统经受了格外巨大的压力，那时人们不得不同时适应越洋航行带来的人员、物资、思想和疾病流行所造成的最初影响。

　　宗教改革掀起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暴和宗教战争，无不凸显了这些压力的存在。只是当最初的冲击减弱，包括疫病衰退及其被更可预见的、更少破坏性的传染方式所取代时，所谓“老时期”的宽松政治和文化生活方式才有可能确立。显然，在导致这些变化的诸多因素中，发病率的变化只是其中一个且不是最为明显的因素。然而，这个因素通常被历史学家完全忽略，所以我们要在此强调疫病不断变化的遭遇史。

　　神奇的应力：野兔、罐头、马铃薯

　　在所有生态关系中，每当一个或一群有机体发生意义重大的突变，都会在生态系统中迅速产生新的应力。这些应力通常先是减弱，然后再通过调整控制最初的动荡，1859~1960年发生在澳大利亚野兔身上的情况就是如此。

　　英国殖民者1859年把野兔引入澳大利亚，因缺少天敌，新物种迅速扩散到整个大陆，对人而言已变成了“害虫”：它们吃掉本应属于绵羊的草，羊毛产量由此减少，无数牧场主的利益也跟着缩水。人类尝试消灭野兔的努力直到1950年才见转机，当时多发性黏液瘤（天花的近亲）病毒被成功植入野兔群，最初的效力是爆炸性的：仅仅一个季节里感染野兔的死亡率高达99.8%，第二年降到90%，7年以后死亡率仅为25%。显然，非常有力和迅速的选择分别在野兔和病毒中发生了。

　　1750~1850年间，随着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西北欧出现的情形也是如此。众所周知，新的工业城市的生活条件长期来看是有害健康的，另外交通条件的进步使日益有效的食物分配方式足可防范地方性的饥馑出现。还有，食物保存也同样重要。譬如，在法国政府提出的丰厚奖赏下，罐头于1809年发明出来了，随后在拿破仑军队中大规模地投入使用。拿破仑战争是欧洲人截止到当时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争。然而，战场上损失的兵员数，远不及因传染病损失的人数，尤其是当拿破仑军队与对手在欧洲进行攻防时，死于如影随形的斑疹伤寒。

　　不管怎样，到1800年，整个欧洲都已开始的人口快速增长很快弥补了这些损失。而19世纪40年代，食物供应的限制在大陆的很多地方都成为关键性因素，1845年后“饥饿的四十年代”对成百万人来说是灾难性的。当时，源于秘鲁的一种寄生菌成功在欧洲高产的马铃薯田里稳定下来。结果使成百万的爱尔兰人、比利时人和德国人赖以为生的马铃薯普遍歉收，饥馑伴随着斑疹伤寒和其他疾病，造成上百万人的死亡。爱尔兰农村人口的非凡增长突然并永久地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移民离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裔爱尔兰人，深刻影响着北美、澳大利亚以及英帝国的其他部分。

　　除了像1845~1849年袭击欧洲马铃薯田这样猛烈而短暂的危机以外，因机械力量应用于海陆交通，导致流动加快而引入的一长串疾病，在19世纪普遍感染了欧洲和世界的人口。与此同时，人类更多地向更大的城市中心迁移，也进一步加强了与以往常见传染病的接触。结果便形成了某种竞赛，一方是医学技术在欧洲的发展和公共管理体系的完善，另一方是生活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传染病及慢性病的强化。

　　感染之源：瘴气还是接触？

　　直到将近19世纪末，竞赛在世界的各大城市中仍然势均力敌。在配套卫生措施落后的新城市，如纽约和美国的大部分城市，死亡率实际上是急剧提高了。但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那些成功地将一个接一个传染病“病菌”进行分离和研究的医学研究者，取得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胜利。

　　深入研究往往使医学家设计出有效的遏制传染病的方法，如合成新药或进行免疫注射；再如引进新的卫生习惯，改变人类与昆虫、啮齿动物或上述疫病的其他可替代宿主的接触方式；还有以别的方式设法打破疫病传染的既成模式。此外，国际组织又提供了城市和国家对付传染病的措施。这样，到20世纪头几十年，预防医学不仅在欧洲人，也开始在亚洲人、非洲人的疫病经验中刻上了深深的印记。

　　成功是巨大的，以至于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专家们倡议要把威胁人类的传染病从地球上清除出去，并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目标。正如过去所显现的那样，在改变人类疫病经验上如此巨大的根本性成功，同时会留下潜在的报复：取代19世纪医务改革者不得不应对的新工业城市的区域性人口影响，很可能是洲级规模上的人口危机。

　　因此，技术和疾病之间的竞赛绝不会出现一边倒的结局，而且就生态关系的性质而言，也从不会如此。

　　早在1546年，意大利名医及博学家佛拉卡斯托罗的名著《论传染和传染病》中，就首次以科学方法研究了伤寒、鼠疫等的来源与传播。他明确提出与一度通行的“瘴气理论”相对立的接触传染病菌理论。可直到19世纪早期，尽管这为地中海制定防止鼠疫规范的检疫规章提供了理论根据，但在欧洲学术界却一直处于弱势。

　　1802年，瘟疫降临到被派往圣多明各（现为中美洲多米尼亚共和国首都）镇压杜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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