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冠疫情，哪些国家更具行动力

　　原标题：面对新冠疫情，哪些国家更具行动力

　　新冠疫情是对各国防控重大流行性疾病行动力的一次总考。有些国家能在短时间内直线投送防控资源，实现“精准”防控，有的则需要“绕道”而行。基于现实，那些能够将外交能力、国防设施及主权基金等主权级资源（Sovereign Resources）转化为防疫直接行动力的国家，或许能更早走出困境。

3月8日，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休舱，工作人员在舱内进行清理作业。 新华社 图

　　同样的疫情，不同距离的主权行动力

　　COVID-19是一种新型病毒，它没有国籍，亦对政府、民族、宗教信仰、性别平等、意识形态等概念无感。其目的是通过进攻人类细胞得以复制、繁衍，再通过人类活动实现广泛传播。

　　面对同一场疫情“大流行”，人们关注各国不同的应对方式。互联网阅读环境中充斥着对各国行动力的揣测、不安甚至愤恨，同时又能看到人们因各种自救互助而生的理解、感动和希望。

　　如何理解这些程度各异的主权行动力呢？目前，很多分析从各国的内部情况切入，如政治文化、医疗技术水平或政治人物的决策得失等。但跳出单个国家，如何从宏观上理解疫情下各国行动力的差异？

　　已故荷兰籍学者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1928-2020）的文化维度理论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思路，他提出了“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的概念。与之类似，笔者认为，可以从“权力距离”维度去理解“主权距离”（Sovereign Level Power Distance）。

　　例如，同样是“城市”，不同城市间存在不平等。以中国为例，直辖市、副省级市、一般地级市、县级市，它们管辖的社会经济事务范围差别显著，与主权级资源的关系也各有不同。例如，在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上，副省级城市被明确赋予“省一级”的管理权限，与省级行政单位并列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外事工作会议、宣传工作会议等。

　　而在联邦制国家，联邦权与州权以宪法形式分权并平衡，不同级别的城市同样有不同的行政权限。如柏林这样的城市就直接拥有德国联邦州的地位，被称为“市州”，华盛顿联邦特区也与之类似。

　　国家内部的城市与拥有主权的城市国家（city state）相比，差距更为明显，比如某些城市在国家授权范围内有一定对外交往的权力，而城市国家（如新加坡）则拥有完整的外交权。

　　通常，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各就其位，中央政府负责外交、国防和国税等主权级工作，这是现代国家都遵循的中央-地方分工模式。尽管一些地区存在相对复杂的央地关系，比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苏格兰、美国的加利福利亚（加利福尼亚历来有其独立声音，在经济体量上它占全美的1/6，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因加州支持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没有当选，许多加州居民支持Yes California独立运动，民调支持独立占30%左右）等。

　　但新冠带来了新的变数，这些主权级的资源和力量能否及时对内投送到防疫一线呢？

　　直线投送主权级防控力量的代表国家

　　这一类型的国家主要在亚洲，中国的“举国体制”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新加坡甚至以色列也都有突出表现，日本和伊朗本质上也属于这一类型。

　　以韩国为例，2020年2月20日出现首例死亡病例，20、21、22三天的确诊病例数连续倍增，2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首尔办公大楼主持召开新冠肺炎对策会议，决定将疫情预警上调至最高的“严重”级别。

　　此前的2月21日，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均宣布，将确诊病例剧增的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划为特别灾区，由中央政府出面全面提供病床和人力物力支持。这是除自然灾害外，韩国首次因传染病将某地区划为特别灾区。

　　2月25日，文在寅抵达疫情最为严重的大邱市，表示政府将动员所有资源和手段，以免失去遏制病毒传播的“关键时机”。丁世均担任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负责人，协调现场工作。韩国中央政府还承诺将对大邱和庆尚北道采取特别措施，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同时强调政府已动员了军队、警察和医务人员全力提供全面的隔离支持。

　　至今，韩国总理丁世均和保健福祉部长官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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