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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蔓延，一张刷屏的数据图让很多人惊讶、不解、恐惧。
这张图显示，截至1月21日晚19点，内地已确诊291例、疑似54例，而在最下方，仅香港的疑似案例就有117例！
一个“弹丸渔村”的疑似案例，居然是广阔内地省市一倍……
为什么？
是内地隐瞒疫情？是港人过于紧张？还是客观疫情？
我们梳理了上百份香港政府、传媒发布的信息，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1
先明确
香港尚无确诊案例
香港卫生署官方网站会及时发布最新疫情数字，是最准确的。
截至21日中午12时，88例疑似案例已出院，还有30例住院。
2
港府几乎是“零时差”
就启动了对武汉旅客的特别检测
梳理港府多份通报和媒体信息发现，在武汉不明肺炎被明确为“新型冠状病毒”之前，香港早已启动对武汉游客的严密监测。
我们梳理下几个关键时间节点，你细细品。
30日晚间
一份名为《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在网上广泛传播，注意，这是武汉肺炎最早被舆论曝光的时间。
31日白天
上海媒体“第一财经”打了武汉卫健委电话，对方确认文件属实，这是官方第一次承认的时间点。当天下午，武汉发了正式通报，强调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随后，媒体开始大量报道。
31日晚
就在当晚，香港食物与卫生局局长陳肇始教授召集专家会议，会议后，又马不停蹄召集香港媒体进行“简报会”。
简报会内容被港媒普遍报道，内容大概为：港府考虑到武汉与香港来往密切，因此已加强口岸监测，要求医院及时转送怀疑案例，并呼吁市民戴口罩，全体医护人员做好防范措施。
工程院院士、港大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国勇呼吁市民小心：武汉正在发生疫情。
也在当天，香港传媒普遍报道，一位到过武汉的女子出现发热症状，后到屯门医院就诊，且其对禽流感和SARS测试结果都呈阴性，随后，港媒开始密集跟进。
1月2日
元旦节后第一天，港府召开了跨部门会议，教育局、保安局、政制及內地事务局、卫生署、医管局、食物环境卫生署、渔农自然护理署、政府新闻处、旅游事务署等均出席，香港政府体制中的决策局和部门，基本齐了。
根据港府新闻公报，这次会议做了几个重要决定。
? 1月3日起，在香港机场设红外线设备，为来自武汉航班旅客测体温。
? 所有出入境管制站包括高铁西九龙站，一旦发现呼吸道症狀旅客，且病发前14天内去过武汉，立即转介到公立医院隔离治疗。
? 通知香港所有医院留意肺炎病人，尤其是有发热等症状且14天内去过武汉的。
? 同时，呼吁民众、医护人员戴口罩，加强防备。
注意哦，此次武汉肺炎正式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是在1月7日，而港府的阻断行动早在4天前就启动了。
而4天前的1月3日，武汉卫健委才正式发布关于疫情的第二份正式通告，通稿称：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3
疑似案例多
一是因为入境检测方便
二是因为香港政府“高度重视”
梳理时间线后，可清晰得出上述结论。
客观说，内地无法完全复制香港的监控环境，毕竟，“出武汉”“出省”的监控难度，远比“入境香港地区”大太多，可能在一些人看来，在尚未明确人传人的情况下，大张旗鼓查人会制造社会恐慌，香港的做法有些“大炮打蚊子”，毕竟大部分案例都排除了。
不过，港府显然是另一种思维方式——让民众“恐慌”也不是什么坏事，恐慌才会防备，防备反而有利于预防。
1月4日，香港政府即公布《新型传染病预备及应变计划2020版》，从轻到重分为戒备、严重、紧急三个级别，对应不同管控措施，且当天即将武汉肺炎列为“严重”级别。
在这一级别下，港府明确要求医院系统“实施零通报制度”，什么叫“零通报”？就是规定时间定期报告，哪怕没确诊案例也要通报。
在疫情传播性尚未明确之前，港府即采取措施，为什么？卫生署发言人的解释很清晰——这类疾病可能在国际间传播，引致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4
香港尤其紧张的三大原因
历史阴影、环境条件、严肃问责
首先是历史阴影，1997年禽流感、2003年的SARS、2009年的甲流H1N1大流行，都给港人造成了很大的阴影。
其次是环境条件，香港面积不算特小，但人口却基本集中在香港岛北、九龙南等狭长区域，极为密集，人与人密切接触，一旦出现世卫组织担心的“持续人传人”，后果不堪设想。
根据世卫资料，2003年的SARS，内地病例5327，死亡349，而香港人口远低于内地，却有1755个病例，299死亡，可见一般。
最后是严肃问责，很多人都知道SARS后内地有北京市长、卫生部长承担责任被免。其实，时任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的杨永强同样被问责。
当年出现病例后，杨永强公开表示，不要令世界上的人以为香港有非典型肺炎爆发，这对香港不利。随后被媒体狂批，指其令公众对疫情疏于防范。杨永强随后在立法会道歉，辩称他说的肺炎，是区别于当时尚未定名的SARS的社区肺炎病症。然而，仍被民众骂得狗血淋头，最后迫于压力辞职。
我专门找了当年立法会对SARS期间政府责任的报告——“对非典型肺炎警觉性不足”“显示不出具备公众期望政策局局长所应有的沟通技巧”。
瞧瞧，这些报告都是公开的，一点不给官员面子啊。
同样的，后来担任世卫组织干事长的陈冯富珍，也被立法会报告批了，称其没有因应疫情紧急修例。
还批她没充分重视非典之初的“软性情报”，此处的软性情报，可理解为政府正式文件之外的舆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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